何挺：实践难题与刑事证据法原理的碰撞

何挺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证据运用和证明疑难问题研讨会上，探讨了实践难题与刑事证据法原理的碰撞，涉及证据运用和证明两大方面。具体内容如下：证据运用证据构造的特殊性证据短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主要证据常仅为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原因包括：行为人多使用非暴力手段，不留明显伤痕，痕迹物证少见；行为隐蔽，无直接目击证人，传来证据证明力弱且取证不当易失效；报案不及时，导致客观证据难以收集，如生物学证据、生理性伤痕、物证等可能因时间推移而消失。证据短缺的影响：证据短缺使得案件的证明难度加大，尤其是在犯罪嫌疑人不承认犯罪的情况下，证据往往呈现“一对一”的状况，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被害人陈述的重要性与审查判断的特殊性重要性：被害人陈述通常是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最重要的证据，尤其在证据短缺时，成为决定能否定案的关键。审查判断的特殊性：认知与表达能力限制：未成年被害人因认知、表达能力未成熟及性侵害经历所致心理创伤，难以全面准确描述被害经历，陈述可能概括、矛盾、缺乏细节或抽象概念理解困难。审查时需结合年龄、心智、表达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陈述可信性，不能仅因差异或矛盾轻易否定。表达缺乏主动性：未成年被害人对被害经历表达缺乏主动性，易遗漏关键细节，需办案人员适当引导。但引导与诱导性询问界限模糊，是审查判断的另一大难点。解决方案包括建立专门询问指引，明确允许的引导方式，规范引导措施；对诱导性询问获得的陈述信息谨慎审查，不作为非法证据一律排除，而是综合判断其证明价值。品格证据的运用定义：品格证据主要指反映犯罪嫌疑人先前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证据或反映其一贯表现的证据。争议：对于品格证据是否可采，存在较大争议。域外司法实践一般排除品格证据，但制定例外规则，允许在先前犯罪与当前待证明犯罪具有极高相似度时作为定案依据。我国目前没有确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可以考虑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适度使用这类证据，用以辅助证明犯罪事实，但必须构建明确的使用规范，避免过度使用。证明证明责任是否需要倒置观点一：对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实施的性侵害犯罪，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即在被害人陈述其遭受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害的情况下，推定该人员实施了这样的行为，要求其提供从业记录等证据予以反驳。观点二：在这类犯罪中进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严重挑战，应当非常慎重。观点三：不宜对某一罪名进行整体上的证明责任倒置，可以考虑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设置一些特殊的推定规则，即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某些特定事实的出现而推定性侵害行为的存在。证明标准是否需要放宽观点一：鉴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特点，该证明标准在这类案件中应予适当放宽，只要法官依据在案证据能够形成主观上的内心确信，就无须要求客观证据“确实、充分”。观点二：导致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证明困难的并不是现有证明标准，而是与之过度绑定的印证证明模式。应当将二者适度分离，在遵循统一证明标准的前提下，避免对其形成“孤证不能定案”等过于僵化的理解。如果被害人陈述能够在法官内心形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确信，即使缺乏其他证据的有效印证，也可以定罪。观点三：折中观点，认为可以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事实分为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关键性事实和不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间接性事实。对关键性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法定证明标准，但对时间、地点等间接性事实，则可以适当放宽证明标准，以回应此类案件证据构造的特殊性。证明方式如何进行特殊设置建立以被害人陈述为中心的证明体系：基于被害人陈述的重要性，应当建立以被害人陈述为中心的证明体系和以判断被害人陈述可信性为核心的证明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分两步对被害人陈述可信性进行分析判断：第一步是诚信度判断，即通过分析被害人的生活环境、过往经历、语言习惯及其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等因素，判断其是否可能存在故意说谎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可靠性判断，即结合作证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等外部环境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心智等内在因素，综合判断其对性侵害的理解和表达是否准确，从而确定其陈述与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合理使用证明力有限的证据：在证据短缺的情况下，对于证明力有限的证据，也应进行合理使用，而非一概排除于证明体系之外。具体而言，应当重视传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作用，这些证据虽然不能作为认定行为人有罪的直接依据，但能够辅助判断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加强经验法则的运用：建立和强化对案件规律的认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在行为人特征、发生场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例如性侵害犯罪具有成瘾性特点，行为人通常会重复犯罪；性侵害行为往往发生在较为私密的环境中，行为人通常会故意制造与被害人独处的机会。办案人员应当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建立和强化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从而为办案提供经验性指引。应用于对被害人陈述可信性的判断上：例如在排除外界干扰的前提下，如果被害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