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收入差距为什么在恶化

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主要包括商业模式变迁、资本市场影响以及中国特有的制度性因素，具体内容如下：商业模式变迁影响收入分配结构传统社会中等收入机会多：在铁路、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和信息手段出现前，各村镇是分隔的局部市场，规模化生产、运输与销售难以实现。如张三在张家镇、李四在李家镇可各办一家规模小、创业资本需求不多的杂货店，且只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多数人有机会进入“企业家”阶层，这种“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人人平等，能培育并维持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使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现代商业模式挤压中等收入机会：随着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变迁，商业和餐饮业走向公司化、规模化。规模化零售公司能在全国统一采购，利用现代物流低成本运输，掌握进货定价权，大打价格战。相比之下，夫妻杂货店规模小，进货无砍价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厂商价格，难以生存。餐饮行业也是如此，连锁餐饮公司因规模优势压低原料进货价，导致传统夫妻餐饮店被淘汰。许多“勉勉强强”的小规模创业机会消失，人们只能成为连锁公司职员，虽工资可能增长，但不再拥有经营性产权和财产性收入，社会失去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人成为工薪阶层，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分化严重。不过，这种分化是企业家利用现代技术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并非因为资本家剥削或贪婪。资本市场提升财富数量级缺乏资本市场时财富积累有限：在没有股票市场的社会里，“有钱”“财富”更多指“过去的收入”。人的生命有限，靠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累积财富，个人和家庭财富最多以“万两银子”计算，不会以“亿两银子”计算。成功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万两银子户”、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不可能，“富不过三代”会终止创业者后代的收入流，所以收入差距有限。股票市场改变财富格局：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定价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创业者创办企业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现代公司治理使公司能脱离创始人有限生命永久经营，寿命无明确上限。例如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达2000多亿美元，盖茨20多岁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以马化腾为例，从2004年到2011年腾讯利润可观，马化腾持有腾讯14%的股权。若腾讯没在香港上市，马化腾个人财富最多约43.8亿元，而实际上他近600亿港币的财富来源于股票市场对腾讯未来的定价。这表明，今天众多亿万富翁部分是资本市场对未来定价所致，是资本市场量化了未来收入预期，并非企业家、资本家更贪婪或剥削的结果。对于这种财富差距，政策和法律层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应。中国特有的制度性因素国有资产垄断：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占据地位，国家对银行等金融资源以及土地实行垄断。政府集中拥有这些资源后，权力关系价值升高，权力支持谁发展谁就能发大财，否则难以发展。行政审批繁多：各行各业都充满行政审批，行政管制无微不至。从餐饮、零售到制造业、互联网等多个行业，得不到审批就无法开业或扩张，限制了市场主体的自由发展。征税权不受制约：名义上征税是为了转移支付、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财政透明监督的背景下，征税不仅没实现应有的转移支付，反而把更多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为形象工程提供更多资金。这些形象工程导致资金错配，抑制社会就业，还让拥有权力关系的群体得到更多超大项目。在中国，“赢者通吃”现象显著，决定“赢者”的第一要素是权力关系。国有银行、国有资产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权力价值的经济基础，现代商业模式使权力关系经济价值上升，资本市场为权力关系变现提供便利，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结构。应对收入差距恶化的挑战全球共性应对策略：收入差距恶化起因众多，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为全球化提供基础，使“赢者通吃”地理范围扩大，规模化商业模式造就亿万富翁的同时挤出传统夫妻店。但这些因素与贪婪、剥削无关，政府不应禁止技术革新和阻挡全球化，而应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给竞争中不幸运或人力资本不足的人体面生活机会，激励上升通道、保障底层；强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中国针对性策略：思考讨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时，不能简单回到“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的老框架，要认清现代经济特征和新型行业创造价值的差异。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要看政府组织方式以及权力部门、掌权者是否受监督制约。扭转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国有资产民有化。